81岁的裴延印把一辈子的时间都花在了两样事儿上：原子弹和小广告。
1959年，18岁的他离开家乡，踏上开往青海的火车，最终在人迹罕至的金银滩草原扎根，成为首批参与共和国核事业建设的支边青年之一。此后的35年里，他完整见证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从无到有的过程，基地也从几间土坯房逐渐扩建成了“原子城”，他也结婚生子，从“小裴”变成了“老裴”。
1994年，退休后的裴延印和妻子一起回到北京。从核工业战线上撤下后，他又开始了另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。这一次，他的作战对象看起来毫无杀伤力，不过是一张张不足烟盒大的纸片——小广告。但与它们交战并非易事，很长一段时间里，除了越揭越多，裴延印还经历了小广告越粘越紧，越贴越高的过程。
他面对的是一种城市顽疾，小广告常被称作“城市牛皮癣”——它们无处不在，又难以根治。幸好在这场战争中，他并不孤独。北京有成百上千名和他一样的“志愿者”，他们大多都已经退休，每天提着喷水壶，举着小铲，巡视各自的领地，有人每天撕下的战利品能装满一个蛇皮袋。他们太容易辨识，以至于有过一个专有名字“撕爷”。
除了民间人士，官方力量也发挥着“正规军”的作用。环卫、城管、公安等部门都长期参与小广告治理工作，水砂枪、蒸汽清洗车、防粘涂料等“重武器”也都上过阵。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：围剿小广告。
围困
9月25日早晨6点，天已蒙蒙亮，裴延印又带着老伴何秋兰出门了。寒潮使北京的气温降了下来，他穿着秋衣，外面套个夹克。
街边还时不时会冒出来小广告。裴延印戴上手套，伸长手臂，举着半米长的小铲在电线杆上吭哧吭哧地较劲。
这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儿和身旁老太太手里都握着一沓子小广告，上面印着贷款、租房、培训等当下最热门的“小生意”。他们可能戴个遮阳帽，也可能撑把雨伞。当然，裴延印更喜欢雨天——小广告背后的胶已被泡软，趁着潮乎揭，容易得很。
揭了多年小广告，裴延印早就总结出了经验。
他与老伴何秋兰是青海省核试验基地221厂的职工，1994年他们退休回到北京。那时的北京城，已经显露出了大都市的繁华与热闹，与此同时，花花绿绿的小广告开始占领各种城市空间，逐渐成了“城市牛皮癣”。
学校旁贴满了补习班和小额贷款，小区楼道里搬家、开锁、通下水道占据黄金位置，公交站牌上看不到路线，全是租房、办证，街边电线杆上被“根治牛皮癣”的神药裹得严严实实。
它们可能贴在树上、房檐，甚至你家大门上。泛滥时，过街天桥的阶梯上，一脚下去是重叠四五层的小广告。还有胆大的，在警车、城管车，还有康熙年间的文物上都留下了小广告的印记。
习惯了基地里整齐的红砖楼房，裴延印夫妇接受不了“乱糟糟”的北京。接受了30多年的军事化管理，做卫生早已成为习惯。老两口决定用小铲对抗这些小广告，也算是打发退休生活。
早晨6点到9点，下午4点到7点。几乎是固定的时间，他们会牵起小狗“毛毛”出现在家附近的街头巷尾。时间久了，“毛毛”有时候看见地上的小广告也会用爪子扒拉。
这些年，小广告的黏性越来越大，贴得也越来越高。裴延印把裁纸刀片缠上硬纸板，再用透明胶捆好。刀片经常刮坏，家里就放十多把备着。他还把可伸缩的拖把杆卸了，改装成1.5m的长铲。
最难弄的是贴在地上的小广告。人的重量加上胶水的黏合，来回踩过千百次后，薄薄的一张纸就像是和地面长在了一起。有一次，裴延印把指甲抠劈了，血肉模糊。一年后，灰突突的新指甲顶出皮肤，从此他揭小广告时总会戴上手套。
想尽办法的不止他们，面对着被刮花的玻璃和布满伤疤的铁器，环卫和城管用上了高压水枪、高端树脂雾化专业城市清洁机、能把钢铁打得锃亮的水砂枪，以及专门为胡同小巷设计的小三轮蒸汽清洗车……
2007年，北京曾推出《各类市政设施防护性涂刷规范(试行)》，规定3米以下的市政设施均应粉刷防护性涂料。电线杆、牌匾、雕塑等钢结构表面有了“保护膜”，一口气就能吹掉上面的小广告。但是，这个规范难以落地——公共设施数量大、涂料费用高。
原北京市市政市容委曾统计，1张小广告的成本不到0.1元，但清理成本却达0.68元。北京主要路段清理一公里每年就要花费约1.36万元，仅西城区一年投入就要1300万元。
面对小广告，人们很长一段时间是束手无策的。它们铺天盖地，今天铲了，明天就像野草一样重新出现。在清理和粘贴的反复拉锯中，最后受伤的是那些公共设施——小广告与金属防腐漆一起脱落，逐渐生出红褐色铁锈；为盖住印章小广告刷下的白漆，像极了一块又一块补丁。
社会管理学者王力一直关注小广告治理问题，曾出版《一指缠——“老剪报”杠上小广告》一书，他将小广告泛滥的原因归结于“需求”。改革开放使人们生活水平提高，以前开锁、通下水道只能自己完成，后来都可以花钱雇人做。社会化分工解决了生活中部分难题，也带来了城市病。登不起广告的人，想出小广告的方法来增加客源。“破窗效应”之下，众人皆效仿。
但低成本也成了违规，甚至违法行为的温床，那些小广告上的电话号码，通向的不仅仅是生活服务，也可能是一个个精心设计的陷阱。
当时的惩处力度并不小。2002年，适用新的《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》，东城区城管大队捣毁一个散发百万张小广告的公司，一次性开出一万元的罚单。2014年，北京警方启动打击整治非法小广告专项行动，并在30天内共查获非法小广告违法人员4000余人，收缴非法小广告41.2万余张。2016年，北京向组织散发小广告的房地产企业开出40万元罚单，创下北京城管执法部门针对非法小广告罚款的最高纪录。
可是张贴小广告带来的收益也很大。张贴小广告的日薪从每天20元到200元不等，一些不懂事的学生，把它当成勤工俭学。2006年时，有人靠贴小广告收入超过10万元。那一年，北京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2万元。
合力
对于裴延印来说，治理“城市牛皮癣”是件要紧的事儿。
也是那几年，在各个区、街道、社区的宣传下，手拿小铲的形象几乎成为了这座城市老人世界里的一股“潮流”。
这股潮流蔓延到大大小小的社区，居民们用小铲刀对抗牛皮癣，有人把装修剩下的洋灰拾掇起来，攒一堆儿，拿水稀释成糊糊，往墙上一刷。等干透了，小广告就能翘起来。
王力觉得，在围剿小广告的编年史里，那年的5月6日算个好日子：两位事业有成的“撕爷”交来了58张和120张小广告，获得政府2.9元和6元的奖金。
海淀城管对于铲除小广告的奖励办法，在北京属于首家，随后多个区纷纷效仿。政府与民间的合力，像是齐头并进的两条线，慢慢交叉拧成了一股绳。
裴延印的动力更强了。为了拉小广告去城管局，他特意买了个小三轮车。老两口最多的一次交了11个蛇皮袋，大约13万张小广告。三轮车上堆得都“冒尖”。奖励的卫生纸、洗洁精，他们就分给楼里的独居老人。
那一年是金大钧做志愿者的第4年。在他眼里，生活的东四四条胡同与家没什么两样。外孙女还在上幼儿园。每天骑车驮她回家的路上，金大钧停下来揭，三四岁的小家伙有模有样地学。她够不着，伸出小胳膊让姥爷抱着揭。有一次金大钧顺着726米的东四四条胡同走下来，一趟揭了32张售房与租房小广告。
后来外孙女重了些，姥爷举不动，就把她放在自行车后座上扶着她揭。金大钧觉得，这算是训练孩子的是非观念。
较劲
小广告行业至少有三个层级：制作、监督、张贴。裴延印和其他热心市民所做的，是最直接的“治理”，面对的是张贴者。
小广告张贴者为了躲避城管和环卫，往往在凌晨出动。他们把矿泉水瓶扎个眼，里面灌满了胶水，抹一下背面随便贴下。白天，他们弯着腰一边快速前进，一边把涂好胶水的小广告撒在地上，用脚踩一下的同时，下一张小广告已经撒下，动作就像机器一样快速且娴熟。
有时，他们在前面贴着，大爷大妈们就跟在后面，一张张揭。双方没有言语，暗中角力。
金大钧记得，有个20多岁梳个小细辫的小伙子经常来胡同里贴小广告。看老爷子够不着，他站在自行车上，把胶水一抹，伸长胳膊，在屋檐下贴了一张。
小广告贴得有3米高，没什么人能看得清，他就是为了跟金大钧较劲。金大钧转头回家拿杆子，“铲不下来我也得把它破坏了，让你白贴。”
与小广告张贴者较劲的不止“撕爷”，还有官方的执法力量。
在天安门地区城管局工作过的资深队员韩东(化名)回忆说，小广告最泛滥的那几年，他负责的区域每个路口都有十多个小广告发放者，他们站成一排往游客手里硬塞，环卫工人前脚扫了，后脚游客又扔了。就别提贴在地上和指路牌上的，光是收集过往游客手中的小广告，一米多高的大袋子，一天就能装四五袋。
“北京是全国的门脸，他们这就是往脸的鼻子尖儿上贴。”韩东说，那时，天安门地区城管局的工作里，清理小广告的任务占到了60%。
在这场长期的猫鼠游戏中，双方关系变得微妙起来。他们既是陌生人，也是“熟人”。
和小广告打交道多了，韩东甚至一眼能看出哪个号码经常出现。有时正碰上他们散发，韩东支起伞遮住脸，大步走过去，一抓一个准。有的人向他求饶，第二天又被逮到。久而久之，贴小广告的人看走路姿势都能认出他来，狂奔到100米外还扭头冲他笑。
有一段时间，裴延印和贴小广告的人达成一种奇怪的“默契”——每天下午4点，有几个年轻人会在立交桥下等他，等监督的人走了，桥下树坑里多了个垃圾袋，里面密密麻麻都是没贴的小广告。
在裴延印眼里，贴这些小广告的年轻人几乎是他儿孙辈的孩子，他尽量不与他们争执，只希望教育两句，引他们走向正路。
韩东也有很多无奈。很多小广告散发者都是些游手好闲的“小年轻”，从全国各地来到了北京，晚上住桥洞，在公厕洗澡，白天就出来发传单、贴小广告。韩东查处过年龄最小的小广告散发者只有6岁。
年轻的队员经常被他们问蒙，“发小广告违法吗？我没钱挣，得吃饭啊！”
小广告与社会问题纠缠在一起，使得本就一团乱麻的治理难上加难。
战斗
清理小广告和贴小广告的斗争，大部分时候像是在游击战，有时也会正面遭遇。
裴延印记得，2012年的一段时间，他一连几天都看到，自己前一天铲掉的地方，第二天又贴了一张一模一样的小广告。后来有天他特意晚出去半个小时，看到年轻人娴熟地将胶水挤到小广告背面，“啪”一下摁到了电线杆上。
年轻人贴一张，他就撕一张。
“你是不是没有钱吃饭了？揭广告多少钱一斤？”年轻人质问道。
“我不缺这点钱。别人往你脸上贴一块破纸，你愿意吗？”老爷子教育他。
年轻人不听这一套，威胁明天再看到他揭小广告，就把他的小狗摔死。争执之下，他向裴延印挥了一拳。裴延印闪了过去，眼看冲突就要升级，附近巡逻的城管队员赶来，年轻人才寻机溜走。
裴延印是幸运的。这样的威胁恐吓在那个时期并不少。有人恼羞成怒，在小广告上诅咒“老太太撕一张少活一天”，有人冲着16岁的医院保安刺5刀，刀伤离心脏只有几厘米。
直至2013年，一名57岁环卫工因清理小广告被殴打致头部缝针，再次引发众怒。
看到这条消息，28岁的北京小伙滕飞决定向小广告宣战——他在自己运营的“北京往事公益志愿者”(简称“北往公益”)网站上发布一条清理小广告的招募帖。
在环卫工被打后的第16天，他和招募到的8位志愿者将刘家窑至蒲黄榆地铁站两侧的小广告清理一空。因为那一天是五四青年节，他们给活动起名为“清粘行动”。
他没想到，这场临时组织的行动，并不是昙花一现，而是成为了一项长期活动。往后的日子里，志愿者越聚越多，最多的一次活动超130名志愿者参与。熙熙攘攘的人群中，志愿者们别着蓝色的胸针，戴着口罩和手套，拿着小喷壶、平铲、钢刷，手里还攥着一个大黑色的塑料袋。第二年，“清粘行动”的团队壮大到1000人，他们的年龄大多在16至30岁。
他们的活动范围涵盖城六区各街巷，多条地铁线。有人统计过，64名志愿者3小时在地铁10号线车厢清理出200公斤小广告。他们会将小广告撕碎，防止其他人从垃圾桶捡拾重新利用。
滕飞也体会到了裴延印的艰辛。“每走一两步蹲下，拿铲子使劲铲两下。一天蹲起就做了七八百次。”还有的小广告贴得过高，年轻的队员爬上树去揭。
治理
管理者们逐渐发现，治理小广告，要从源头开始，且要疏堵结合。
北京对小广告手机号进行连续拨打，用“呼死你”的方法使手机号“作废”。它的法律正当性饱受人们争议，贴小广告的也拿出邪招，呼叫转移到政府电话甚至110报警台。
2013年，北京印发《非法小广告专项治理行动工作方案》，明确13个职能部门，16个区的责任。同时要求繁华商业街区、交通枢纽、旅游景区等地区非法小广告存留时间不超过2小时；居民小区非法小广告存留时间不超过4小时；1-2年实现市容市貌明显改善。
新政带来新希望——公安负责假文凭、假证件，工商负责印刷企业，交警负责车行道内散发的人，通信管理对涉及违法犯罪内容的电话停机，教育部门整顿教培市场……不同区域的小广告由分管单位管理。
但是大家在规定的清理时间内很难完成任务，看似多部门合力整治，反而增加了执法的难度。“工商觉得发广告不是他们负责，公安觉得自己不是主责部门，城管拘不了人，今天罚了50元，明天还干。”一位资深城管队员说。
在多次尝试后，北京找到了一条路径。2017年，北京平谷区因一起案件将16个执法部门集结，进行长达117天的联合执法。这场执法形式的改革，吹响了北京“街乡吹哨，部门报到”第一哨。
在城市的治理过程中，很多问题的第一发现者是街道。街道的统筹地位提高后，各部门便不能相互推诿。
当这些部门串联起来后，最直观的效果是处罚力度的叠加。以往面对贴小广告的人，城管只能处50元罚款，多部门联合，数罪并罚可能需要拘留几天。
除了“堵”，“疏”也同样重要。有的区在繁华地区安了“便民信息岛”，也有人给社区做了网页、二维码，让小广告移到网络。据统计，2016年，北京市2400个居民社区中都设立了便民信息岛。
随着链条被逐级拆解，治理难题终于破题，这个恼人的城市顽疾开始大幅缓解。
2017年，滕飞的“清粘行动”停止了，他能感觉到小广告明显少了。在以往的4年里，仅是参与地铁清理小广告活动的志愿者就有近4000人。
如今，“城市牛皮癣”就要成为一个被写进历史的词语。与小广告张贴者斗智斗勇的日子逐渐远去。金大钧围着社区里286棵老槐树转，看不到一张乱贴的小广告。
但裴延印还没有停下来，他要继续追击“穷寇”。9月25日上午9点，他和老伴何秋兰提着买来的蔬菜和铲下的“战利品”溜达回家。小区周围零散的小广告早已被他们清除一空。
时间走过28年，坚持下来的动力不只是闲来无事的排遣，更像是一种“瘾”。回味起那些与贴小广告者较劲的日子，成就感不仅来自城市变干净了，也来自一次次收获战利品时的满足。
没有人统计过他们俩铲除的小广告，但是少说也有几百万张。不光自己撕，他们还带动221厂以前的老同事们一起撕。
工作过半辈子的基地住进了藏族同胞，他们邀请裴延印与何秋兰回去看看，老两口推托了好几次——他们是社区里五六个志愿组织的骨干力量，没空出去玩。
新京报记者 郭懿萌
(新京报2022年10月12日第c04版) 【编辑:刘星辰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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